克里斯蒂安·佑斯特
“我上一輩子可能是中國人。”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ChristianJost）是德國人，因為對中國感情深厚，他常常懷疑自己上一世是中國人。
這位作曲家曾將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為歌劇，也曾為芭蕾舞劇《紅樓夢》撰寫音樂，將中國元素帶到歐洲樂團打響名號后，上海民族樂團向他拋出了創(chuàng)作的繡球。
11月8日，由上海民族樂團、上海國際藝術節(jié)共同委約佑斯特創(chuàng)作的民族音樂會《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在上海大劇院首演，這也是上海民族樂團首次委約外國作曲家創(chuàng)作并指揮整場民族管弦樂作品。一場聽下來，有觀眾反映，民樂變得更優(yōu)雅，也更柔和了。
現(xiàn)年54歲的佑斯特出生于馬克思的故鄉(xiāng)特里爾。
他與中國的緣分始于1996年。那一年，他第一次來中國，聽了京劇，也聽了民樂，看什么都感覺很驚奇。然而最直接的影響來自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自從看了這部電影，他愛上了中國，和中國的聯(lián)系就沒斷過。
佑斯特擅長創(chuàng)作描寫城市風貌的音樂，用音樂表現(xiàn)一座城市的性格，風格大氣，旋律優(yōu)美。
2012年，佑斯特創(chuàng)作了《臺北地平線》，堪比臺北城市風貌的素描；其后，他根據(jù)張愛玲小說創(chuàng)作了歌劇《心經(jīng)》；2014年，中國臺灣的優(yōu)人神鼓和柏林廣播合唱團演唱了他的合唱劇《愛人》；2015年，蘇黎世歌劇院、德國烏珀塔爾舞蹈劇場委約他寫的歌劇《大紅燈籠高高掛》、芭蕾舞劇《紅樓夢》，分別迎來世界首演。
“我對中國文化很了解，寫中國音樂，我覺得自己再合適不過了。”佑斯特自信地說。
在《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這部上海“城市素描”里，佑斯特用五個樂章勾勒了他眼中這座新舊事物共存、多元文化相融的城市。音樂的靈感來自外灘百年的人文背景和悲歡離合，外灘是碼頭，那里是新舊交織的地方，也是愛恨分別的地方。
要完成這樣大部頭的民樂作品，對任何一位外國作曲家來說都是挑戰(zhàn)。初見上海民族樂團，樂團各聲部輪流為佑斯特演奏，精湛的技藝把他震撼到了。
“當這些樂手集合到一起以樂團的形式演奏，音樂的編排方式、演奏方式，相對西方交響樂團完全不一樣。”佑斯特說，民樂團有很多高音樂器，比如彈撥樂器，音色鏗鏘，就像縫紉機，笙很像西方的管風琴，給人生命的呼吸感，很美，怎么才能讓笙和彈撥樂器合作呢？又比如，嗩吶音色高亢嘹亮，如何才能以一種更輕柔、更緩和的方式吹出來？又怎么讓高胡、二胡、中胡像是一個人吹奏？
對佑斯特來說，這些都是有意思的挑戰(zhàn)。寫作時，佑斯特希望，每一個音符聽上去都是優(yōu)雅的、動聽的，即便情緒強烈、痛苦、悲傷，音樂的表達仍然要優(yōu)雅。
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補充說，就像東西方美學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西方交響樂團和中國民族管弦樂團在樂器的形制、構(gòu)造、發(fā)音、音律方面都不一樣，中國民樂器的個性濃烈、表現(xiàn)力強，一架琵琶、一臺古箏能以一當十，然而聽過那么多民族管弦樂作品，羅小慈是不滿足的。
“因為高頻太多了，比如嗩吶的高頻就比較多，合奏時會顯得刺耳。”第一次和佑斯特開會，羅小慈就提出，《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要做低音聲部的補充和均衡，“如果一整場民族管弦樂都在高頻上，觀眾會受不了，聽多了會窒息。”
佑斯特調(diào)用交響寫作的經(jīng)驗，為民族管弦樂賦予了更多交響性。此外，他還將民樂團各聲部的擺放做了調(diào)整，比如將低音提琴挪到高胡、二胡旁邊，弦樂的高中低音區(qū)變成一個更有機的整體。如此下來，《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的聲場空間少了扁平和尖雜，變得更柔和了。
盡管雙方的審美和觀點不會一直共振，佑斯特用新思維、新色彩、新語言寫出來的民樂，還是讓羅小慈感覺到了驚喜，“傳統(tǒng)民樂在表達上有時候會讓人感覺很大聲、很著急，佑斯特的音樂語言優(yōu)雅、節(jié)制，這和他的學習背景有關，也和他的性格有關。他本身是一個儒雅的人，音樂風格也是儒雅的。”
游走過那么多城市，佑斯特常常為中國的發(fā)展速度震驚，尤其是上海，在任何方面幾乎都和世界同步。
“很多中國作曲家寫交響樂，影響了西方音樂，現(xiàn)在是時候由西方音樂家開拓中國民樂的創(chuàng)作了。”佑斯特直言，民樂如若不創(chuàng)新，會讓年輕一代觀眾喪失興趣，最好的發(fā)展方式是打開大門，進行更多國際合作。
羅小慈對此深感認同，創(chuàng)新是弘揚民樂的最好方式，“不要怪年輕觀眾不喜歡，關鍵是你們的音樂是否打動他們。我們不能抱著幾千前年的經(jīng)典不放，年輕觀眾是不買賬的。”
《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的誕生，是中國民族樂團首次嘗試邀請外國作曲家寫一整臺民族管弦樂，“這對作曲家來說是有挑戰(zhàn)的，但我們還是要嘗試。這種國際交流讓我們多了一個看民樂的角度，也讓我們知道民族管弦樂還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羅小慈認為，隨著中國越來越國際化，必然會有越來越多外國作曲家參與中國民樂的寫作，“民樂的大門要打開，不能關上門自娛。”（廖陽）
轉(zhuǎn)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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