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調鼓吹“美國優(yōu)先”開始，特朗普總統(tǒng)一直“討伐”其他主要經濟體帶給美國高額貿易逆差，高揚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可是，去年7月，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卻在《華爾街日報》倒打一耙，認為相比美國，反倒是中國及歐盟在建立高昂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羅斯態(tài)度強硬地表示，特朗普政府已釋放出清晰的信號：是時候對那些會讓美國工人和企業(yè)處于劣勢地位的國家平衡貿易政策了。
于是，“貿易戰(zhàn)”成為目前世界經濟貿易復蘇中的一片“陰云”。梳理一下，借助美國國內貿易法律的規(guī)則，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部門已經發(fā)起了五花八門的調查措施——涉及多個國家多個產品大量的反傾銷、反補貼案件，針對中國知識產權的“301調查”和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針對光伏面板和洗衣機的全球保障措施（“201調查”），以“國家安全”為由發(fā)起針對鋼鐵和鋁制品的232調查……
其實，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zhàn)”大棒并不只是朝向中國揮舞。2月16日，美方公布232調查擬采取高額關稅和配額等限制性措施后，除了中國商務部表示“如果美方最終的決定影響中國利益，中方必將采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正當權利”之外，歐盟發(fā)言人稱，“一旦出口受到美國任何限制措施的影響，就會迅速地恰當回應。”另外，韓國政府已經把美國對光伏產品和洗衣機采取的全球保障措施、對韓國鋼鐵產品和變壓器的反傾銷調查等提交WTO爭端解決程序。來自主要貿易伙伴的可能的“反制”乃至“報復措施”恐怕是特朗普政府發(fā)動“貿易戰(zhàn)”首先遇到的“障礙”。
實際上，特朗普政府開打“貿易戰(zhàn)”的最大阻力來自美國國內。
首先是美國國內立法的“雙刃劍”作用。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考慮啟用1977年的《國際緊急狀態(tài)經濟權力法案》。根據(jù)該法案，總統(tǒng)簽署行政命令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tài)后，可對行政命令中列名的國家采取經濟制裁行動，包括來自貿易、投資等各個領域的限制性措施，核心是采取與該國對美國限制性措施對等的反限制措施。例如若中國名列其中，中國投資者如果要收購美國的一家銀行，則最多只能收購49%的股權，原因是中國對外商投資銀行業(yè)有此限制。
問題是，該法案自頒行以來，盡管“國家緊急狀態(tài)”標準寬松，但是這種基于經濟貿易因素引發(fā)的“國家緊急狀態(tài)”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出現(xiàn)過。因此，全力推進該措施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的工作被迫擱淺，處于停滯狀態(tài)。
其次，來自美國國內對發(fā)動“貿易戰(zhàn)”的反對意見。一方面是美國行政當局內部對《國際緊急狀態(tài)經濟權力法案》的實施有不同的意見，擔心這將對股市以及美國在華企業(yè)造成不利影響。這一點完全符合物理學上“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這一定律。另一方面，被波及美國公司可能會提出的法律挑戰(zhàn)也讓美國政府感到擔憂。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除了立法機關的監(jiān)督，總統(tǒng)的行政權力是受到司法權力制約的。施行上述法案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美國更多的產業(yè)和企業(yè)。這些產業(yè)和企業(yè)不會坐視總統(tǒng)的“恣意妄為”，自然會借助司法手段對總統(tǒng)的決定提出質疑和訴訟，這對特朗普政府而言某種意義上比來自經貿伙伴的反制措施或報復措施“殺傷力”更大。畢竟，2018年美國進入中期選舉階段，共和黨還在渴望保持多數(shù)黨地位。
最后，實施貿易戰(zhàn)與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刺激策略“南轅北轍”。減稅、基建計劃、財政寬松政策等特朗普的“得意之作”，意在推動美國經濟復蘇和實現(xiàn)更好的貿易目標。如果特朗普總統(tǒng)決定采用該法案而發(fā)動“貿易戰(zhàn)”，那么財政刺激政策產生的更多需求如何得以滿足？在過去一輪全球經濟復蘇中，美國的進口增長速度只是國內需求增長速度的1/4。隨著未來政策落地，除了增加更多的財政赤字之外，為了滿足國內需求的增長則必須借助于大量進口，而主要貿易伙伴的反制或報復措施又會對美國的進口帶來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兼顧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的特朗普總統(tǒng)在決定是否發(fā)動“貿易戰(zhàn)”上只會更加感覺“如履薄冰”?。ㄌ丶s評論員 榮民）
轉自：中國貿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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