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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鹄硎聲硎麻L樓繼偉4月19日晚在長安講壇表示，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改革的癥結在于，受傳統計劃體制影響，各級政府職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從而導致政府間權責邊界模糊，共同事務泛濫，行政效率偏低。
他指出，由于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不順，目前表現出碎片化、沖突性的機制主要有社會保險機制、對外貿易體制、知識產權保護、跨域食品藥品安全、跨域環(huán)境保護、海域管理等。
樓繼偉以近期較熱的鴻茅藥酒為例對跨區(qū)域食品藥品安全發(fā)表了一番看法。“國家藥監(jiān)局要求內蒙古藥監(jiān)局落實屬地監(jiān)管責任，但鴻茅藥酒是賣向全國的，怎么能讓內蒙古藥監(jiān)局落實屬地責任呢？這其中還涉及跨區(qū)域的司法問題。”
在樓繼偉看來，在跨區(qū)域的食品藥品安全，環(huán)境保護等事務方面，應是中央政府的事權范圍，但在我國是由地方政府管理，這就引發(fā)了各地出于地方利益的保護，對各項法律法規(guī)執(zhí)行不力的情況，引發(fā)了毒奶粉、松花江污染、非法疫苗等事件，給國家利益造成損失。
此外，他特別提到養(yǎng)老保險的問題。他表示，養(yǎng)老保險事關勞動力流動和國家長治久安，一般都是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但我國是例外，名義上是中央統一制定法律法規(guī)，但具體的管理和執(zhí)行在地方政府，這就導致各地差異極大。
比如，全國普遍執(zhí)行的養(yǎng)老保險繳納比例是“8+20”，也就是個人繳納工資的8%，企業(yè)繳納20%，但深圳最低，只有“8+13”，如果一個人離開深圳，養(yǎng)老保險按“8+12”從深圳轉向其他執(zhí)行“8+20”的省份，“這非常不公平”。
樓繼偉指出，由各地方政府負責的社保體制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大隱患。“勞動力是市場經濟最活躍的要素，”他說，“如果不能流動的話，將會損害經濟運行效率。”
他認為，養(yǎng)老保險由中央管理的技術操作很簡單。養(yǎng)老保險的信息只需要知道年齡，生死，就業(yè)狀況，在現行條件下，生死很好證明，“只要本人拿著社保本、當天的報紙，拍張照，一個微信就發(fā)過去了。”醫(yī)療保險的情況稍復雜些，涉及到個人健康、醫(yī)院、藥品，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需要以中央為主、地方配合管理。
樓繼偉進一步指出，從目前中央支出占比和中央公務員占比來看，目前我國中央政府事權明顯偏弱。
比如，經合組織國家（OECD）中央公務員占全國公務員的平均比例為41%，即便是實行聯邦制的美國（權力最分散）也達19%，實施分權后的日本為14%，遠高于中國的6%（若加上義務教育隊伍的教師和為公務服務的事業(yè)單位，這一比例僅為4%）。OECD國家中央支出占比平均為61%，而英國為75%、美國51.5%、德國60%，最低的加拿大也超過30%，中國只有11%。
自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要合理劃分事權以來，中國已在事權劃分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如1994年國稅、地稅分設，1998年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1999年調整煤礦安全監(jiān)管體制，實行垂直管理等。
十八大以來，改革進一步加快。樓繼偉指出，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重要文件中，涉及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共50件，其中，15件做出了明確劃分。與此同時，職能配置的實體化方面進展明顯，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樓繼偉指出，現行事權劃分的法律基礎薄弱，憲法僅作籠統表述，改革大多沒有憲法層面，甚至法律層面的支撐，實踐中多以文件形式加以界定，缺乏法律權威和約束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度不契合。
他建議，通過實體化方式加強中央事權，推動事權劃分和調整規(guī)范化、法律化，并提升改革的組織和決策層次。
“事權劃分復雜敏感，牽涉面廣，特別是涉及到既得利益調整，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樓繼偉表示，“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已經成為我們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征程中不可回避的重點問題，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僅是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的主要內容，本質上更是屬于政治和法律的高階問題，必須高層推動。”
轉自：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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